“我从参加革命之日起，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，死可以，变节不行。”这是一位共产党人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逼利诱时斩钉截铁的回答。他就是中共建党初期坚定的革命者、忠诚的共产党员、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杨鲍安。

杨鲍安出生于广东省珠海市一个没落的茶商家庭。父亲早道，母亲是侨商千金，知书识礼，精通女红，是当地出了名的才女，他母亲靠做手工维持家计，省吃俭用供他读书。后来杨鲍安留学日本。留学期间广泛阅读西方各种流派学说，并开始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。五四运动前后，杨鲍安在广州《广东中华新报》及其副刊发表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，与北京的李大钊遥相呼应，被党史界称为“北李南杨”。

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，杨鲍安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内部都曾担当过很重要的职务。亲戚朋友纷纷上门企图谋求一官半职，但是，杨鲍安为人正直，刚正不阿，他严于律己，两袖清风，对于那些找上门来要求介绍工作、安排职务、溜须拍马走后门的人，一律秉公办理，唯才任用，决不收受任何礼金礼品，不为任何亲朋故旧开绿灯。有一年中秋节，有人给杨鲍安家送来几盒月饼，没留下姓名就走了，杨鲍安回家后很生气，坚持要家人把月饼退了回去。他告诫家人：“我们不能做贪小便宜、不干不净的事情。”

杨鲍安手上一度掌管着省港大罢工募集到的大量经费，他却从未挪用贪占过一分一文。有一天，他发现孩子正拿着一枚硬币在玩，一问才知道是在存放过罢工捐款的麻袋里捡到的，杨鲍安严肃地说：“这是公家的钱，一分一文都不能要！”言罢，命令他们立刻送回省港罢工委员会去。

其实国共合作期间，杨鲍安从国民党那里领到的薪金相当高，每月有三百多块大洋，这些钱足以用来买房、买地，和家人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。但杨安每个月的工资拿到手后，他只从里面抽出几块大洋，留作最基本的生活费，其他的都交给党作活动经费。

大革命失败后，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日益猖獗，党的事业更加举步维艰，经费也极其紧张，杨鲍安自己尽管收入微薄，却还要经常拿出一些钱补贴印刷报刊的费用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不要说让家人过上体面的生活，就连一日三餐都难以维系。为了维持日常生活，一家人想尽了办法。他的妻子靠一台破旧的缝纫机接一些缝补衣服的零活儿。他的六旬老母，靠在制衣行接一些为衣服绣花的活儿补贴家用。一家人每天晚上推着沉重的石磨磨米粉、制作米糕，每天都要忙到深更半夜。白天，母亲和孩子们分别摆摊挑担沿街叫卖。

杨鲍安被捕后，一些警察和特务开始在他家翻箱倒柜，直到翻遍他家的角角落落，却仅仅搜到几本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、一副眼镜和9元钱。这是杨安的全部财产，也是他们一家十口仅有的生活费。

“慷慨登车去，相期一节全。残生无可恋，大敌正当前。知止穷张俭，迟行笑褚渊。从兹分手别，相视莫潸然。”这是杨鲍安在狱中的绝笔。

“公忠不可忘”，是杨鲍安对党无限忠诚的铮铮誓言！